2014年，彼得·蒂爾出版圖書《從0到1》，曾一度引發國內的熱議?，F在也有一部分人引用他的觀點，稱我們雖然有能力把1做到100，但更需要有從0到1的創新能力。
蒂爾旗下大數據處理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的客戶名單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(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)和瑞士信貸(Credit Suisse)。這家公司也為蒂爾了解當今世界的潛在趨勢提供了獨特的視角，其最近接受采訪時就分享了自己的見解。蒂爾說，“硅谷一直專注于相當簡單的產品”，這些產品可以迅速成長為成功的企業，人們不必做復雜或困難的事情。”
他對硅谷只專注于移動電話、互聯網、數據和電腦等技術表示失望。“還有許多其他方面的進步被忽視了，”蒂爾說。“超音速飛機、水下城市、綠色革命、農業、新藥。”
他說：“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來改變世界，這些方法不僅僅涉及數據領域，而且非常重要。”“我認為我們在這些領域做得不夠。”
蒂爾指出，創新不足是導致谷歌、蘋果、Facebook和亞馬遜等大型科技公司在數據控制、侵犯隱私和不平等狀況加劇等方面受到抨擊的部分原因。
他說：“我認為，其中一個挑戰是，硅谷大公司已經做出了很多承諾，說科技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世界，讓世界變得更美好。”他補充說：“但問題在于他們到底兌現了多少承諾。”
蒂爾以谷歌制造自動駕駛汽車的承諾為例。十年了，“它仍然沒有出現，”他說。他承認自動駕駛技術無疑是一項創新，但同時也質疑它對社會的影響有多大。“我想說，從馬到汽車比從汽車到自動駕駛汽車更重要。”蒂爾如是指出。
“硅谷的宣傳出了問題。”他說。
那么，創新為什么會停滯不前呢?蒂爾曾與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·馬斯克(Elon Musk)共同創立了在線支付服務PayPal，他認為這是因為大科技公司如今的規模。“如果你有一家非常大的公司，它并不總是最具創新性的。”他說。
蒂爾認為，新興公司應該專注于那些幾乎沒有競爭對手的領域。這樣的公司往往最終會在各自領域占據主導地位。他自己的Palantir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作為一名投資者，蒂爾一直在尋找新的小企業。他說：“我試圖找到一些創始人富有遠見的獨特公司，正在解決以前沒有解決過的問題。”
蒂爾舉例說：“長壽/健康領域總是很有趣，因為這是一種戲劇性的自發體驗。”他補充說，我們與癌癥斗爭了50年，但“進展甚微”。
蒂爾還是Facebook的第一個外部投資者，并在這家社交媒體公司的董事會擁有一個席位。作為一名投資者，他同情軟銀集團首席執行官孫正義。
“我認為孫正義非常激進，”當被問及軟銀對共享辦公空間初創企業WeWork的投資時，蒂爾表示。“[!--empirenews.page--]有時候激進是好事，有時候則是壞事。但當事后諸葛總是很容易。”
他說，也許WeWork過于激進，對業務關注不夠，也許是它“技術不夠”，“只是一家房地產公司”。蒂爾說，“人們總是在事后對它提出所有這些批評。另一方面，我認為在很多情況下我們還不夠積極，不夠努力。我們應該多嘗試。”
“這就是軟銀和孫正義讓我尊敬的地方，”蒂爾說，“他們至少嘗試了很多東西。”
作為美國總統唐納德·特朗普(Donald Trump)的公開支持者，很多崇尚自由的硅谷企業家對蒂爾并不感冒。蒂爾指出，經濟停滯是美國和歐洲面臨經濟挑戰的罪魁禍首。“主要是總體上年輕一代并沒有比他們父母做得更好，”他說。
蒂爾還表示：“如果在不平等加劇的情況下，GDP增長3%，仍然比不平等減輕的情況下，GDP增長為零要好。”
對于參議員伊麗莎白·沃倫(Elizabeth Warren)和伯尼·桑德斯(Bernie Sanders)等人主張財富再分配的觀點，蒂爾認為“我們的政府運轉得不是很好”。
“在我居住的加州或美國，政府在花錢方面特別糟糕，”蒂爾說。他指出了加州公立學校的不足之處。
“我總是說，你知道，如果政府在花錢方面做得更好，我愿意多交稅。”他說。
